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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视丨“三新”经济将成中国经济新优势
发布时间:2019-04-17 点击: 次   编辑:admin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大力发展“三新”经济,是新常态下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和新动能的需要,更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中国正处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换的关键阶段,需要培育新的发展动能。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提升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

  应当看到,在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新经济却在快速发展,成为撑起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天地。

  国家统计局最近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根据《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和《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加值核算方法》,经核算,2017年全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129578亿元,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5.7%,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为14.1%,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2.9个百分点。

  “三新”经济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简称,是经济中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生产活动的集合。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大力发展“三新”经济,是新常态下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和新动能的需要,更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未来需要新的动能挑起经济新周期的大梁。”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新”经济具有很强的跨界融合特征,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结合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溢出性,通过跨界融合、重塑商业模式、促进新科技成果转化,在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能对相关产业起到带动和激活效应。另外,“三新”经济以互联网为核心基础设施,以数据为核心资源,其增长空间不受传统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限制,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苏京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无论以技术要素引领还是制度要素优化而形成的“三新”经济,一旦形成可观规模,就势必具有如硅谷那样厚积薄发的可能性,从而在较长时期内实现推动经济质量与数量的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邓洲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新”经济发展快,主要表现为体量大、增长空间大、关联性强。

  于凤霞认为,除了“三新”经济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三新”经济发展中尤其突出外,基于新技术应用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也大量涌现,网上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

  苏京春表示,短短几年的发展时间,“三新”经济已经以标志性的智能、个性化服务、社会化共享、跨界融合等多维特征涉足三大产业的方方面面,而且还有大批量正在探索磨合的领域逐步浮现。

  “‘三新’经济发展快主要体现在软产业领域,包括高附加值制造、知识、新金融、信息、文化等,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需求旺盛的领域,顺应消费升级和供给升级的大趋势。”刘哲指出,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取决于供给老化的产业,而取决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将创造哪些新需求,形成多大的增长新动能。

  加快培育新动能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行稳致远的重要途径。而“三新”经济的发展对我国传统产业的动能转换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洲表示,一方面,“三新”能够突破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的桎梏和障碍。另一方面,通过新的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在非技术环节培育新的市场,或者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

  苏京春认为,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会产生新业态,这是“三新”经济发展对传统产业动能转换大力推动的核心路径。这种融合会形成新供给,新供给会形成新需求,新供给和新需求的响应会形成新市场,新市场运转会带来新价值,新价值会形成新增长。

  “‘三新’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传统产业动能转换的重要推动力。”于凤霞说,“互联网+农业”的全面推进正在打造农业新模式;制造业“双创”平台成为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着力点;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移动支付、智慧物流等的蓬勃发展,显著提高了服务领域资源配置效率。

  刘哲指出,“三新”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生产性思维”转型,不再仅仅专注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量和销售量,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而是侧重于发现、创造并满足消费者的深层次需求。通过新技术、新理念、新流程等重塑传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设计理念、业务拓展方式和生产流程,为传统产业赋能,推动传统产业从提高生产效率,到提升产品质量,再到提升产品价值,让传统动能焕发出新的活力。

  于凤霞指出,“三新”经济蕴藏着四大新动力:一是新理念带来新动力;二是新技术带来新动力;三是新模式带来新动力;四是新制度带来新动力。

  第一,新就业模式和就业岗位,有利于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再分配路径、培育消费群体等。

  第三,新市场平台和新价值,以信息要素为第六类要素的趋势已在经济实践中愈加凸显,平台经济对信息有聚合效应,信息的相关分析又会形成新的产业链,达成行为和信息经济的新价值实现,是不可忽视的新动力。

  第四,新的缓解发展瓶颈的路径,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新探索,实际上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生态资源环境制约。

  于凤霞表示,“三新”经济依托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过程中供需双方相互寻找、讨价还价、安全保障等成本;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激发出新的社会需求,并创造出新的供给。

  邓洲也指出,“三新”经济的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可期:一是能够形成新的产业;二是创造新的财富;三是能够降低经济和社会运行成本;四是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主导产业随时代变迁而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刘哲表示,中国目前的“三新”经济占GDP的比重只有15.7%,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重视“三新”经济的发展,顺应了工业社会后期经济发展趋势,也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产业发展方向。

  苏京春也对“三新”经济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不过,她认为,若想要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就现阶段的发展态势来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在技术方面还须继续扎实深入,形成从基础科研到市场化研发的多条完整逻辑链,真正实现技术要素层面全球领军式的突破、引领,甚至能够形成技术储备,这是“三新”经济在未来能够持续发力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有必要在人力资本方面做好长期规划,尤其是与此相关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避免未来出现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牢牢掌握住“三新”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鼓励发展“三新”经济要有针对性的新举措。刘哲表示,在破旧立新过程中,要尽量克制地、谨慎地使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更多要依靠市场。创新的方向需要在市场的摸索、试错、反复配置调节中确定。此外,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构建创新友好的营商环境是重要抓手。在继续改善硬环境的同时,力求在软环境建设上不断有新突破,直面企业的关切点,为“三新”经济营造一个创新友好的法律软环境、稳定可预期的政策软环境、与新经济对接的融资软环境和具有吸引力的人才软环境。同时,引导相关机构对各省区市营商环境进行独立、客观、量化的第三方评估。而且还要加大对创新资源开发的财税支持力度。在传统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将“加速折旧”“加计扣除”的范围扩大到对知识产权、数据建设、设计创意等创新资源开发方面。

  邓洲表示,未来发展“三新”经济,一要降低“三新”发展的商业成本;二要形成促进“三新”发展的商业氛围;三要明确一些重点突破的领域。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巨大消费市场的优势,在应用环节加大创新力度,形成独特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加强“三新”与我国最具优势的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通过“三新”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依靠制造业优势带动“三新”的发展。

  “需要在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予以政策引导和支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将技术创新应用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创新驱动扩大产业发展空间。”于凤霞表示,还需要加强现有政策制度与“三新”经济的适用性研究,抓紧修改已经明显不适用的法律法规。还要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积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三新”经济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信用保障。

  苏京春指出,为科研松绑是技术腾飞的基础条件。打好人力资本的底子,这就要求公共政策应当注重教育质量、教育方略以及教育公平。此外,把解决“三新”经济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真正落到实处,并在此过程中特别谨防柠檬市场、逆向选择、劣币驱逐良币。税收优惠方面,则可按照统一市场统筹考虑,不单纯依靠税收洼地来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产业不同,“三新”经济具有新的发展规律,也对监管提出了更高质量的要求。

  刘哲认为,“三新”经济扩张速度更快要求监管效能更高,需要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实现监管效能从“算数级监管”进入到“指数级监管”。此外,“三新”的高创新性特征要求监管的包容更高,不能简单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需要给予创新一定的政策容忍度。同时,“三新”经济波动的非连续性也要求监管的前瞻性更高,要在监管上作出前瞻性的安排,防止与创新产品的发展脱节。

  于凤霞也表示,要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对新业态、新模式看不准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观察期”,在出台监管措施时,要认真研究论证,既要防止其不良行为,又要引导其健康规范发展。此外,要坚持“底线原则”,针对实践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要坚决予以打击。同时,还要坚持“协同治理”的原则。除了政府监管,还要充分发挥平台企业内生治理的作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联盟等社会组织在加强行业自律方面的作用。

  “‘三新’对于监管而言有很多全新的地方,很多并不属于传统监管的范畴,或者传统的监管手段难以有效监管。”邓洲指出,一是明确监管的目标。监管的目标是促进“三新”的健康发展,保护合法和符合伦理道德的企业和组织。二是监管的工具要适应新的变化。应对业态和模式创新,监管需要进行工具创新和模式创新。

  苏京春认为,在监管方面,应当“深入扎根,从严着手,以监为养,以管为扶,逐步放宽”。

  1月10日晚间,多家新三板做市券商发布关于退出为相关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的公告。其中,东兴证券一次性发布了多达5条退出做市报价服务公告。而此前,其他券商也不断退出新三板做市报价服务。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共有1549起做市商退出事项,相比2017年数据(478起)增幅高达224.06%。受此影响,挂牌企业做市商不足的情况也与日俱增。近期,有多家新三板挂牌企业发布关于做市商不足两家的提示性公告。

  一位新三板专业人士告诉记者,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在于2017年4月以来,新三板做市指数持续下滑,以及相关公司业绩及股价下滑严重。

  股转系统官网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月10日,新三板挂牌企业总数为10664家。其中,基础层9750家(做市704家,集合竞价9046家),创新层914家(做市374家,集合竞价540家)。也就是说,目前采用做市方式交易的挂牌企业为1078家,占挂牌企业总数的10.11%。

  “新三板在6年的发展过程中,在企业的挂牌、融资及后续监管方面一直践行‘准注册制’的理念,推出了分层制度,总体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下一步,需要继续聚集全国优势资源,结合北京首都特殊定位,将新三板打造成一家交易所而不仅仅定位于一个场外市场,逐步解决流动性问题,新三板具有标杆作用,其成败关系到中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与发展。”新三板资深研究人士布娜新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对于新三板做出积极评价。

  事实上,在成立之初,新三板就定位于服务创新创业中小微企业,直接畅通了投融资渠道,带动了企业早期投资,一定程度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统计数据显示,6年来,累计有6125家挂牌企业完成近万次股票发行,挂牌公司发行优先股融资23.30亿元,发行双创债(含双创可转债)25.43亿元,专项金融产品(银行贷款)4650.81亿元。

  2018年,新三板企业IPO不乏创新和推进意义。例如,出现了第一家携三类股东过会的公司、第一家携做市商过会的公司,以及第一家“新三板+H”上市的公司等,他们为2018年IPO市场增添了不小的惊喜。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共有37家新三板企业上会,过会的企业共计22家。2018年共有20家新三板企业在A股完成上市,融资规模约135.7亿元,占2018年A股IPO融资总额的9.9%。此外,目前共有75家新三板企业排队IPO,另有超过380家新三板企业正处于上市辅导状态。

  新三板不仅成为IPO市场重要的“后备部队”,还成为挂牌企业向外拓展的窗口。

  据了解,自2018年4月21日港交所与全国股转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推出“新三板+H股”政策以来,已有超过20家新三板公司公告称拟赴港上市。2018年12月24日,君实生物正式在港交所上市,成为首家“新三板+H股”公司。

  联讯证券新三板首席分析师彭海预计,2019年“新三板+H股”架构企业将逐渐增多。

  “科创板以及试点注册制是由国家层面直接提出的,这更多体现的是对于实行注册制的决心。”布娜新认为,新三板与科创板、注册制之间是相互促进而非牵制的关系,“对于新三板的发展来说,绝对不是‘停止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推动。就注册制而言,除了一些海外市场,只有新三板可以起到借鉴作用。”

  对于科创板与新三板之间是否会直接形成竞争,上述人士表示,由于服务的企业群体不同,科创板不会与新三板产生太多竞争。但一部分在新三板挂牌的大型科技创新企业可能会选择摘牌,并谋求在科创板上市。同时,深交所创业板改革也呼之欲出。短期内,对于新三板来说,势必会受到影响。新三板接下来需要酝酿和推出实质性的改革举措,同时2019年也需要担心和考虑头部企业流失的问题。

  他进一步表示,科创板的定位与新三板不同,新三板服务的是广大符合挂牌条件的中小微企业,而科创板在行业、企业市值规模等方面均会有所要求。通俗来讲,科创板会是有发展前景的大型科技企业的理想板块,并且科创板设立在上海,也有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之意。保安与他人冲突事件频出 暴露行业素质参差不齐

  某券商新三板业务负责人同样表示,新三板作为特色鲜明、定位明确的市场,与将要推出的科创板重叠部分很小(据统计,按照之前拟发布的科创板上市标准,新三板挂牌企业符合标准的在50家左右,而如果标准进一步严格,这个数字将进一步缩小),且在科创板实施的早期,应该会更加审慎推进。

  关于科创板及注册制进展如何,有新三板专业人士认为:“目前科创板的官方细则还没有推出,我们只能静静等待,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会是一次关于注册制的比较彻底的改革,将会对过去市场积累的众多顽疾来一次彻底、集中的‘格式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刘煜辉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资本市场改革的核心是打造一套新的资本形成体系,从而培育出具备中国特色、能承担资本市场核心功能,并对上市公司股票内在价值真正负责任的市场主体,去理顺参与资本市场各主体间的关系,这个市场化主体就是投资银行。

  刘煜辉认为,大力发展国际一流投行,是资本市场制度改革重要抓手,是改革需要寻求的“突破口”“牛鼻子”。可考虑用“资本”约束推动投行发展,通过要求投行在保荐企业IPO过程中,掏出“真金白银”,购买保荐企业股份,“徙木立信”,从而对自己的定价真正负起责任来。科创板不是类似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的融资板块,是一块新开辟的“实验田”,属于“增量改革”。

  刘煜辉:目前,资本市场法律体系不健全、奖惩激励机制不完善及投资者机构不合理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背后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近三十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培育出能承担资本市场核心功能,并对上市公司股票内在价值真正负责任的市场化主体。这个市场化主体就是投行。

  美国资本市场是过去两百多年自下而上、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经过两百年累积,逐步形成今天美国的投行,集信托责任、商誉、专业精神和技术于一身,有市场定价权。

  中国资本市场只有培育出这个市场化主体,才能实现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把价格搞对,并理顺参与资本市场的各主体间关系。因此,对中国来讲,怎样找到强大投行的形成路径,应成为资本市场改革坚持的政策方向,这也是有关部门目前已开始考虑的事情。

  刘煜辉:建设强大投行,对资本市场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投行可发挥资本市场定价机制作用,使资本市场长期估值趋于合理化。其次,投行交易撮合能力能为资本市场创造流动性,长期稳定资本市场价值中枢,成为资本市场“压舱石”。最后,投行通过参与上市公司长期投资,对上市公司形成约束和管理,引导长期资金入市,使大量资金转化为经济发展长期资本,为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提供权益型资本,提升全社会创新资本形成能力。

  因此,大力发展国际一流投行,能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发挥资本市场定价机制作用、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增厚资产投资长期回报,是资本市场制度改革重要抓手,是改革需要寻求的“突破口”“牛鼻子”。

  刘煜辉:由于发展时间有限,在中国培育承载资本市场核心功能的市场主体一开始肯定会存在种种困难,不能一上来就照搬美国那一套,用“嘴”去定价,这是行不通的。

  刚开始的时候,不能用“嘴”说话,那就用“资本”说话。比如说,投资银行在保荐企业IPO过程中,掏出“真金白银”,去购买被保荐企业股份,“徙木立信”,从而对自己的定价真正负起责任来,破除保荐机构“荐而不保”现象,把资本市场各参与方利益绑定在一起,以投资银行为枢纽,实现正常的市场化定价功能。

  这样一来,在“投资多元化、运营专业化、信息透明化”原则下,长期机构投资者可扮演市场“最后投资人”角色,在股票市场出现非理性的严重低估时购入相关股票,既可起到稳定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作用,又可降低这类长期资金的资产配置成本、提高其长期投资回报水平。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解决投行缺少资本金的问题。目前,国内100多家券商资本金总额仅约1.5万亿元,而且还有很多券商拿资本金干的都是两融等银行类信贷业务,而没有去发挥其应该承担起的市场定价功能。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去形成一套新的金融支持体系。

  刘煜辉:科创板不是类似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的融资板块,是一块新开辟的“实验田”,属于“增量改革”。先探索出一条成功路径,再去改造存量市场。改革开放40年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增量改革”,由“增量改革”再到“存量改革”,这次可能也是同样的思路。

  中国资本市场存量规模已很大,如直接在原有板块上进行监管制度和运行机制重大改革,很容易对现有市场产生较大影响,不利于市场稳定运行。

  因此,决策层从“增量改革”思路出发,建立新的市场板块作为改革实验田,试点注册制并建立有效的隔离机制。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从“增量改革”来讲,这次改革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整体设计。除试点注册制外,在新市场中还可探索发行、上市、交易、中介责任、监管等环节的配套制度改革创新,是和现行市场相隔离的,相当于独立运行。

  “实验田”的思路,是先探索出一条成功路径,再去改造存量市场。它是独立的,包括试点注册制,可打造一批合格的资本市场主体,也就是强大的投行、长期的证券市场投资人。

  只要用好中国巨大潜力里的有效投资空间,那么有效投资带出来的一定是预期得到改善、以活力和增收支撑消费潜力释放。

  2018年过后看2019年,以及2020年以后,我们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人家主动我们被动,许多因素我们无法左右。那么,我们自己的确定性在哪里?这是认识的关键。中央说的逆周期调节,实际上讲的就是形势上有压力,外部压力跟内部“矛盾凸显”交织,形成制约情况之下,较大的可能性是走向低迷状态,必须对这个势态予以对冲。基于中国确有自己的市场潜力、回旋余地、成长性与韧性等等,我们当然必须加力扩大内需,处理得好的线年还是很有希望把增长速度托在6%以上——这是全面小康的保证速度,有政治意义,努力中也是完全可以来争取实现的。

  2020年全面小康以后的中长期考验,是能不能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使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后劲,支撑我们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方面,不确定性一浪接一浪来,总书记讲话提到“可能的惊涛骇浪”,也是不确定性的可能冲击和风险。现在于能够把握的确定性方面,我们要把投资潜力用足,这是必然选择,关键是形成有效投资,那么相关机制靠什么?当然就得靠配套改革。不是原来驾轻就熟的由主要决策人物拍脑袋、大家按照领导意图或眼色做投资项目那种决策机制,现在创新的PPP,只要按照规范方式推进,一定比过去的投资机制要好——因为整个过程强调阳光化,原来的可研,现在只是最开始垫底的部分,可研以后要过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有那么多人监督,最后政府、企业在专业机构支持之下,自愿签字,按照协议来实施建设,一做好几十年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建设和运营、连片开发,等等。固安是一座城市几十平方公里,到汕头案例,是168平方公里、半个世纪以上时间段的连片开发,这些会源源不断地释放我们国内推进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发展潜力,而这种投资的整个决策、约束、监督、绩效方面的相关机制,是前所未有的进步,不仅是融资模式创新,而且是管理模式创新、治理模式创新。中国这种机会其实俯拾皆是。现在应借着不期而至的这种压力,把确定性方面的事情做好,把机会充分发掘出来。

  举个例子:北京公交体系建设有代表性。和北京类似,中国一百多万人口规模以上的一百多个城市,总体来说除了极少数例外,都必须考虑尽快建设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去。北京这个事情上值得总结的教训较多,地铁从战备需要开始,起了个大早,很遗憾后来却赶了一个晚集。

  现在从社会矛盾凸显来看,最简单的直观现象是:老百姓“美好生活追求”在北京涉及想买机动车,现在听说快3000:1的摇号中签率,这还是正常社会吗?对纽约、东京查了一下,机动车拥有率都比北京高,却为什么不采取北京这种措施?是因为它们已是由公交体系的有效供给支撑起来基本运转的状态。总体的布局已经是大量的上班族住在郊区,四通八达的公交节点上,上班族的机动车开到周边节点上政府规划的平价停车场,然后进入轨道交通系统,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到达目的地。买机动车,主要是为应急和到了节假日、周末往外开享受生活,这是人家现代化社会的公交体系所带来的社会和谐作用、美好生活支撑作用,我们就得学这个。正好现在有了机会。“适当充裕的流动性”干什么呢?要适应有效投资的选择。只要配上好的机制,配上PPP(比如北京地铁4号线号线都是PPP),资金链不会断的话,这就是新形势逼出来的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增强后劲的好机制。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中国其他城市,可以尽量避免走北京社会代价很大的公交建设弯路。

  还有相联系的另一个例子:与轨道交通网匹配的,必须有机动车的停车位。现在有关部门说,全国现缺五千万个停车位,数字不会很精确,但大体上差不多,北京差近三百万个,深圳差近两百万个,那么全国几千万个停车位需要建设,静态算账,一个车位10万元投资,合在一起多大规模?比“4万亿”规模还大,是5万亿的投资需求。千头万绪中这么一个“小事”,就会带动至少5万亿投资。这事该不该做?未来十几年、二十年内肯定应该做,早做早主动一些,社会矛盾少一些。北京公安局前面必须搞立体停车位,解决自己的干警停车问题;到平安大道,两边什么都规划了,就是没有规划停车位,所以沿街店铺的人气总上不来,现在就必须搞立体停车位。一个立体停车位就不是十万元的事了,但是这种事情完全可以调动我们的供给潜力来做。江浙那边的企业已经开发出来:一个车位往上五层,往下五层,整个是十层,原来的一个车位现可停十辆车,最高、最低的车调到路面上可在50秒之内,这是适应社会需要的有效供给,又完全可对接PPP,解决资金投入问题。这种创新发展空间应该充分应用。机制创新非常重要,能保证有效性,当然规范发展也非常重要。有人说PPP像是要叫停,其实不可能叫停,就是稳一稳,引导鼓励继续规范发展,无非就是阳光化、法治化、专业化、从而规范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们推进中国经济从开始时切入的投资及其法治化,实际上还会带出公众知情、公众参与,民主化。这些事情由短期而中长期去对接,非常值得大家进一步探讨,而且给有关决策部门提供一些积极意见。只要用好中国巨大潜力里的有效投资空间,那么有效投资带出来的一定是预期得到改善、以活力和增收支撑消费潜力释放。这是寻求稳定大局、扩大内需中,我们应该考虑好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要领。公司怎么做新闻稿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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